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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翻译,佛经故事

文章作者:关于文学 上传时间:2019-11-04

塞万提斯、雨果、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圣埃克絮佩利、格雷厄姆·格林、纳博科夫、勒卡雷、安东尼·伯吉斯、奈保尔……
——他们是中国作家。就好比释迦牟尼是个中国人。
我想象,所有这些人的书在他们遥远的故乡都已湮没,一本也没有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再也找不到了,但是在这里,用我的语言和我的文字,那些书仍在流传,他乡是故乡,似乎他们本来就在这里,在长城下、长江边沉吟和书写。
佛教是被翻译的教,很多佛经如今只有汉文译本传世。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就是汉字写成的经文,就是他的心意他的冥想他的思维。
所以,释迦牟尼是中国人了。
现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学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的。我在雨果的巴黎漫游,我在俄罗斯的火车站台上注视着安娜·卡列尼娜,十几岁至今我都暗恋着吉娜夫人(《巴马修道院》),我像圣埃克絮佩利一样飞,在勒卡雷的巴拿马街道中探头探脑,跟着伯吉斯“嗨”了,像纳博科夫一样阴暗而岸然,像奈保尔一样固执傲慢……
他们是我的经验、想象和思想的一部分,他们塑造了我的感受力,他们是我的作家。我是中国人,我用汉语,所以,他们也是中国人。
现代中国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由众多的中国名字构成,但在一个个中国名字中埋伏着众多来自异域的冗长名字。
所以,可以设想一种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将呈露所有隐秘的影响,将展示纵横交错的所有路径,那将是一幅遍及全球的地图,如同庞大的无尽的迷宫——是的,我想的正是希腊的和博尔赫斯的迷宫。
感谢翻译家。他们把远方的人带到此地落户安居。他们不追求荣耀,但他们暗自引导着、塑造着我们。翻译家的高贵品德是谦逊、忠诚。因为谦逊和忠诚,我们低估了他们工作的原创价值,我们常常忘记,一些最伟大的汉语作品出自翻译家的手笔,比如佛经,比如《蒙古秘史》,比如《圣经》……
由此,汉语如佛经般玄奥华丽,如《蒙古秘史》般简劲悍然,如《圣经》般庄严朴素……
这是翻译,也是创造,离开他们的创造,我们将贫瘠干涸。
感谢他们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另一个向度:享乐的、世俗的、技艺的、消费的——这些品质皆不“高尚”,但它们构成了世俗生活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文学的基础。我坚信文学事关精神,我也坚信这精神在我们的肉身中生长和运行。
《发条橙》、《朗读者》、《少年P的奇幻漂流》、《看不见的城市》、《羚羊与秧鸡》、《布赖顿硬糖》、《临床医学的诞生》……等等等等,我爱它们,爱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们吃掉,我是饕餮之徒,这些橙子、羚羊、秧鸡、硬糖使我感到生活美妙。
必须提到一本书:以赛林·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我反复地读它,让它像一棵树在心中生长……

《佛经故事》这本小书,是编给一些想了解佛教文学而又对直接阅读古译佛经感觉比较困难的同志们读的。

什么是佛经呢?顾名思义,佛经就是佛教的经典。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宗教,它最初产生在印度,后来传到了中国和亚洲其它许多地区以及亚洲外的一些国家。佛教产生的时间很早,它的教主名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他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悟道,从他悟道的那天起,佛教就算是产生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终其一生,致力于宣传他的教义,组织佛教的教团,使佛教得到传播和发展。他活到了八十岁,在公元前五世纪去世。据说,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把他在世时说法的那些内容整理出来,开始时是用口头背诵,后来又用各种其它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就成了后来的佛经。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可靠。

佛经的数量很多,过去一般又把它们分作三大类:一类叫做“经”,一类叫做“律”,一类叫做“论”。其中“经”就是所谓释迦牟尼亲自演讲的佛教教义;“律”是僧人们应该遵守的戒律,这往往也被说成是释迦牟尼亲自规定下的;“论”是比释迦牟尼晚的佛教徒们解释或阐发佛教教义的着作。三类合在一起称作“三藏”。

作为一种宗教经典,佛经的目的是宣传宗教,讲的主要是宗教的道理。可是我们知道,古代的宗教和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信教人思想上的一种信仰,它涉及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因此宗教的典籍往往成为一种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佛经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里面除了宗教的着作,哲学的着作,也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有的佛经甚至讲到了天文学、医学。

古代印度人民很有文学天才。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创作出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有赞颂性质的诗歌,有着名的史诗,有各种各样的寓言和故事,最早是集体的创作,后来又有个人的创作,而个人的创作往往也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材料然后再加工成的。创作佛经的佛教徒们常常也这样做。人民群众创作出许多寓言故事,他们吸收进来,根据宗教的需要加以改编,有时再加上一些自己创作的故事,就成了佛教的文学作品。

这些文学作品虽然大多被抹上一层宗教宣传的色彩,但是只要去掉这层色彩,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很多都充满生活的气息,富有人情味,生动,幽默,或者有着有益的教训。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印度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生活中的许多场面,有时简直仿佛是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常常还有这种情况,一个故事不仅在佛经中可以看到,在印度其它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常常通过分析对比不同作品中同一或类似的故事,追溯这些故事产生的来源、时代和演变。有的学者又利用这些故事中的材料来探讨古代印度的历史。

佛经故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自己的特点。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同样反映在佛教的文学作品里。佛教宣传“轮回”,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下一世会再投胎;宣传“因果报应”,就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论是好是坏,以后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好报或恶报;宣传没有原则的“忍”;瞧不起妇女。这些都是消极落后的。但是佛教也反对婆罗门教(印度的一种比佛教产生更早,具有正统地位的宗教)的祭祀,反对婆罗门教把人分成各种等级,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友爱、慈善。这些又是它积极的一面。这两种思想倾向,在佛经故事里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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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毗王救鸽故事。莫高窟257窟。尸毗王盘坐,刀手割取王肉;右面有人提秤,准备称量尸毗王肉与鸽。

佛经故事多数都不长。它们常常这样开头:什么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什么什么地方,为哪些哪些人说法。他开始讲宗教的道理,不时地引用一些譬喻。这譬喻大多就是故事。故事娓娓叙完,听众们皆大欢喜,释迦牟尼点出他譬喻的对象,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于是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及其中的故事不一定真是释迦牟尼亲口听说,但这种说法的形式大概是当年的事实。

佛教徒们为了宣传宗教,在当时收集、改编和创作各种各样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是认真经营、费了一番功夫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读过一些佛经故事后说:

“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主题所在,用近世眼光看来,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豸,故事布置,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据支配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格局而言,实在也可以作为谈‘大众文学’、‘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月下小景·题记》)

沈先生的评论应该说是公允的。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佛经也传进了中国,传说汉明帝因为梦见了佛,派人到西方求经,使者回来,用白马驮来了佛像和佛经,还请来了印度的僧人,明帝因此特地在洛阳修建了那座现在很有名的白马寺。来华的印度僧人就住在白马寺里,译经,传教。这种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至至少说明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样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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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

可靠的记载是,从东汉末年起,许多外国僧人——印度的和那时称作“西域”的其它各国的——来到了中国,或者凭着记亿,或者凭着带来的文本,翻译出大量的佛经。他们译经时有中国人作助手。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中国人也有自己译经的。参加译经的不仅有中外的僧人;也有好些不是僧人,而是对佛教有兴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翻译的水平也渐渐提高起来。再到后来,不少中国佛教徒就不辞艰辛,舍生忘死,跋涉万里,亲自到“西天”——现在的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教,携回经典,翻译成汉文。这时翻译的佛经就更多,质量也更高了。我们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那位唐僧唐玄奘在历史上原是一个真实的、了不起的人物。

这种佛经翻译事业,从东汉时开始,到了唐代,达到极盛,又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以后才基本停止了。但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个兄弟民族,藏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佛经的工作却方兴未艾。

这样算来,佛经的汉译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中外高僧大德,孜孜矻矻通力合作,翻译了许许多多经典。他们的成绩是惊人的。举例来说,有一种南宋末年雕刻的佛经丛书,一般称作《碛砂藏》,收经就有一千五百多部,六千三百多卷(里面有少部分是中国僧人自己的着述)。而这部丛书没有收的,翻译了却没有保存下来的佛经还很多很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规模,把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典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形成新的一整套典籍,这种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中国人以前知道的佛经和佛经故事,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翻译家们努力工作的结果。

佛经的汉译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有些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首先,佛经翻译和佛教这种宗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成为一种势力和影响很大的宗教。但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国文化,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由于佛教的传播,我们不仅知道了一种新的宗教,也了解到了印度的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刺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这恐怕是比佛教本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就这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功绩。

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文学方面的情况。佛经在中国翻译出来后,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发生的影响就十分突出。

秦汉以来,我国就流行神仙传说,到了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鬼神和怪物的文学作品,叫做“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很明显受到当时大量翻译的佛经的影响,其中有的故事几乎完全就是从佛经里搬来的。到了后来,这种文体进一步发展,在内容范围上更加扩大,就成为唐代的“传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佛教文学的影响。这些情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早就指出过。

敦煌发现的“讲经文”和“变文”,现在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课题。谁也不否认,它们是在佛教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些学者还把变文和中国一千年来丰富的白话文学传统联系起来看,认为它可能是文学史中这种新文学形式的起源之一。

我国古代的戏曲产生得比较晚,有些戏曲故事也吸收了佛经中的材料。我们这里所选的故事中就有一个例子。

至于着名的小说《西游记》,它和佛教文学的关系简直不用提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在今天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我们多数人都知道如来佛、观音菩萨、罗汉等等。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最早往往是从这本书中得来的。

有一些小的寓言故事,比如“瞎子摸象”、“鳖鱼向猴子借肝”、“猴子捞月亮”等等,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最早也是从佛经中来的。连我们念小学时就知道的“曹冲秤象”,有人考证,认为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佛经故事改写成的。因为这种寓言故事短小,宗教味也不浓厚,我们吸收了往往还不知道。鲁迅先生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集外集·痴华鬘题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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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故事。莫高窟第257窟。落水人向国王报告九色鹿的下落。

还有一点应该提一下,在翻译佛经的长期过程中,汉译佛经的语言、文风、文体都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流风所及,往往使同时代的其它非佛教的文学作品大受影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我们的汉语本身,也由此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新的语言表达方法。这些痕迹,倘若细心,便很容易发现。

前面已经讲了,现存的佛经数量很大,卷帙浩繁。佛经中的故事也很多。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也很难统计,大大小小地算起来,可说成千上万。不少的佛经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讲故事。它们用一条或几条线索把好多长短不同的故事串联起来,宣传一些宗教主张以及其它有关宗教的东西。一般人要读完这些佛经很难,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为了方便一些想了解佛教文学,读读佛经故事的同志,似乎就有必要按照我们今天的要求,编一种新的“佛经故事选”。

这类工作已经有人做过。几十年前,一位有名的法国汉学家,名叫沙畹,曾把佛经故事翻译成法文,编成《佛经中五百故事》,有三大册。解放后国内也出版过一种《佛经文学故事选》,收集了七十多个故事。日本最近出版的一种《佛典童话全集》,八大册,是翻译改写成日文的佛经故事集,其中多数故事也从汉文佛经中选译出。

前面还讲了,汉文佛经是古代翻译家们工作的成果,译成的时代最早的在东汉,最晚的也在宋代。古代翻译家们译经,大多用的是一种在当时来说可能是半文半白的语言。这种语言和传统的中国文言不一样,比较接近口语,同时又明显地受到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文的影响,往往使我们今天看起来好象有些生硬、古怪。这种译文,在当时或许一般群众大多还能听懂或读懂,但在今天读起,就比较难理解了。因此,对于现在新的读者,似乎还需要对古译进行注释,进而把古译改写成今译。

这两件事就是本书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从汉译佛经里选取了一百多个故事。选的故事有长有短,短的居多。选择时的标准是注意到较有代表性,在思想和艺术特点上较能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接受和鉴赏。

佛经的原文,历代传抄,文字上往往有错讹与脱落,因此我们在抄录原文时,对少数地方根据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校正。为了使读者对佛经和佛经故事有较多的了解,对有关佛经作了简单的介绍,对原文加了一些简略的注释,又把古译全部翻译成白话。

“今译”这种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一些。 有的是把原文直接翻译成白话,有的则是取其主要情节,在文字上加以删削和补充,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我们采取的是前一种办法,文字上尽量不改变原文的意思,不增益、不减损,一仍其旧,只是把难懂的古译改译为今天能懂的白话。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能反映佛经和佛经故事的本来面貌,使读者从读这些故事中了解到佛经和佛经故事本来的面貌和风格。佛经故事就是佛经故事,它和其它的“古小说”不一样,和现代人新编的故事或寓言也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的特点。过去沈从文先生利用佛经故事作材料,写过一些寓言性质的小说,但那实际上几乎等于一种新的创作。

至于所选的故事本身,它们宣扬的思想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或者一事而兼二者。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分辨出来。相信读者们自有鉴别的能力,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不是宗教徒,也不嗜古,我们读佛经,只是想从中了解古代的宗教,古代的文化,古代人民的生活,研究它们,古为今用,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化遗产,佛经可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

有一部专门讲故事的佛经,鲁迅先生曾经十分推崇,叫做《百喻经》,讲了许多故事,末尾的偈言说:

“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

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

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

智者取正义,戏笑便应弃。”

它把佛教宣传的宗教道理说成是“正义”,把它讲的故事比喻成用完即弃的树叶。但我们今天却要反其意而为之,不需要它的“正义”,却掇拾起佛教文学的一些枝枝叶叶,为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事业增添一点颜色。我们的这种工作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它的不足和错误,尚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王邦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北京大学

(本文节选自《佛经故事·代前言》。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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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故事》

王邦维 选译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38.00元

作者简介

王邦维,1979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肄业。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硕士毕业。1987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梵语专业博士毕业。1982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6年调入北京大学。1987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1992年迄今先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东方学系、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自1984年起在国内以及德国、法国、印度、瑞典、爱沙尼亚、日本、荷兰出版或发表过多种着作或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梵语与汉语佛教文献与文学、印度和中国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

目录

一、百喻经

食盐

挨打

认兄

赞父

三重楼

先知

鲁莽人

生长药

种甘蔗

讨债

磨刀

寻银钵

求子

沉香木

种胡麻

学眼跳

牧羊人

瓦师与驴

送水

宝箱

二鬼

半饼

守门

偷牛

鸳鸯鸣

治驼背

女仆

两弟子

愿望

分财

罗刹

恶鬼

五百欢喜丸

驾船

夫妇

毗陀罗咒

尝果

一夫二妇

马尾

骆驼与瓮

农夫

撒种

猕猴捡豆

二鸽

赎农

二、杂譬喻经

洗浴

织布公

瓮中影

孔雀王

善恶

壶中人

二人行

笑痴

鸟兽语

买祸

鹦鹉救火

得道

鳖鱼

鬼神像

外国沙门

比丘与鬼

木师与画师

小人

恶雨

欲味

鞭背

头与尾

药草

二种贼

无我

挤奶

身香

三、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

宝斧

谷神

买智慧

四、佛说兴起行经

相扑

五、出曜经

马驹

六、佛说大鱼事经

长线

七、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

巧人

八、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学咒

老猫

猕猴救月

野狗

九、佛说九色鹿经

九色鹿

十、六度集经

鹿王

鳖鱼、蛇与狐狸

鳖鱼与猕猴

槃达龙王

瞎子摸象

补履翁

十一、生经

我所鸟

木人

大鳖

十二、佛本行集经

花鬘师

鹿夫妇

二头鸟

十三、大庄严论经

难陀王

三归依

吉相

换水

水中影

猫儿食

好马

称伽拔咤

十四、杂宝藏经

弃老国

鹿女

摩诃罗

树神

那伽斯那

谄伪人

婆罗门妇

乌鸦与猫头鹰

婢女与羊

十五、贤愚经

尸毗王救鸽

王子摩诃萨埵

丑王子

长者檀若世质

儿媳妇毗舍离

太子迦良那伽梨

檀腻

檀弥离

大鸟

十六、佛说大意经

大意舀海

重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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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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